现金博士入口,李自成和张献忠都是杀人恶魔?看看《明史》这些记述一定会明白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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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金博士入口,中国历代均设置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,统称史官。这些史官们大多是有理想之人,他能够奉行秉笔直书、实事求是的原则,让后人看清前朝的故事,所谓“铁肩担道义,妙手著文章”。但是,鲁迅先生却说,自太史公以后“中国史书便成为帝王将相的家史学”,言下之意是,有些事并不是史官说了算,想写就想的,甚至一些“帝王将相”还“修改”历史,把黑的说成白的、把好的说成坏的。先生的说不是没有道理,远的不说,就清朝而言,乾隆在这方面真可谓臭名昭著。

乾隆的行径被史家们称为“禁书修书”,即乾隆以编纂的四库全书的名义,把民间的藏书收缴了上来,然后开始认真检查,凡是书中有有“违碍”(对清统治者不利或对他的祖先不那么尊重)字句的,一概销毁。最终将那些书弄了个面目全非,当然对我中国历史文化造成了重大的损失。

把别人写好的书都能弄成这个样子,清朝人自己写的书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了。《明史》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,共三百三十二卷,是官修史书历时最长的一部。清朝顺治二年(公元1645年)设立明史馆,纂修明史,因国家初创,诸事丛杂,未能全面开展。康熙四年(公元1665年),重开明史馆,因纂修《清世祖实录》而停止。康熙十八年(公元1679年),以徐元文为监修,开始纂修明史。于乾隆四年(公元1739年)张廷玉最后定稿,进呈刊刻。从第一次开馆至最后定稿刊刻,前后经过90多年。

虽然,我们今天的学者说,在二十四史中,《明史》以编纂得体、材料翔实、叙事稳妥、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,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。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、史料的运用、对史事的贯通、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。但在90多年中,清人也在此史书里干了不少抹黑别人、描白自己的事情,是不容置疑的。就拿李自成与张献忠来说,可能是编纂者觉得他们已经被清人“黑”得实在有些不话,良心发现了,故意留下了几个环节或者说是细节让后人去慢慢“体悟”。而正是这些环节或者说是细节,让后人看到了李自成与张献忠身上的某些闪光点。

在《明史》里,李自成与张献忠都被称为“贼”,而为他们立传大约是清朝统治为了拢络和统治汉人的需要。其中,《李自成传》长达万余言,为《明史》诸传中之最长者。也许是修史者从虽“为后人之鉴”的角度考虑,保留了较为丰富的有关记载,也未采取分散于“剿贼”诸臣传中,但却极尽歪曲之能事。怎么“歪”的,我们在这里不多说,只说修史者有意或者无意的几处“笔下留情”。

《明史》说,李自成鸱目曷鼻声如豺,一天不杀人手就痒痒,通篇基本都是李自成今天在这儿杀人、明天于那里屠城,但有两句话很感人。

其中一句是这样的:“自成不好酒色,脱粟粗粝,与其下共甘苦。汝才妻妾数十,被服纨绮,帐下女乐数部,厚自奉养,自成尝嗤鄙之。”这句话我们大家都能看懂,即是李自成不好酒色,穿粗布吃粗粮,与下级共甘共苦。和他一样,身为起义军将领的罗汝才养了十多个小老婆,让她们吃好的、穿好的不说,还花了不少钱,还养了不少跳舞、唱歌的女子以供娱乐。对此,李自成很鄙视,常讥笑罗汝才。

还有一句话,我们需要交代一个背景,即崇祯九年(1636)正月,农民军失利,李自成败走环县。但没过多时间,便收拾兵马卷土重来了。《明史》说他进围绥德,欲东渡河,但又被山西兵打了回来,只好“复西掠米脂”,米脂县知县边大绶领兵抵抗。怎么办?到自己的家乡了,打还是不打呢?《明史》说,李自成“呼知县边大绶,曰:‘此吾故乡也,勿虐我父老。’遗之金,令修文庙”。意思是,边知县,这里是我老家,你要对我的父老乡亲好一点,还捐助了家乡一些钱,让去修文庙、办教育。

有了这两句话,我们相信,李自成在《明史》里还能直起一点腰来,也不算全黑,而在生活中,他也差劲儿不到哪里去。对于张献忠来说也一样,在《明史》里他简直就是个“杀人恶魔”,但史官对他也是“高抬贵手”了的。

《明史》称“献忠黄面长身虎颔,人号黄虎。性狡谲,嗜杀,一日不杀人,辄悒悒不乐”。他不但爱杀人,而且还有抢了不少宝贝,把它们都“藏”在了锦江里。又说:“ 顺治三年,献忠尽焚成都宫殿庐舍,夷其城,率众出川北,又欲尽杀川兵。”

按这种记述的方式估算,张献忠不杀光四川人是不行的。但是,这中间有一个细节是需要人们留意的。即《明史》中说,张献忠“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,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”。

“六万万”这个数字实在是有些夸张了,明朝晚期全国也就1亿人,或更多一点儿。《明史》编纂者是不会不知道这个数字的,当然也就不会在张献忠身上 犯这么“低级的错误”的,声称张献忠杀了近7亿人。今天,我们有一些学者为《明史》编纂者辩解说,“六万万”实际上指的是60万,古代人就是这么计数的。

这种辩解分明是想象出来的,除了《明史》之外,古人似乎从来没有这么计过数。现在,就让我们一起看看清朝为正统、研究南明史的重要史料《小腆纪叙》一段有关张献忠记述:

1646年7月,为了北上陕西抗击清军,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。他对养子孙可望说:“我亦一英雄,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,汝终为世子矣。明朝三百年正统,未必遽绝,亦天意也。我死,尔急归明,毋为不义。”这可能算得上是张献忠的“遗言”了,但它却让张献忠“变”成了一个抗清的英雄。

有了以上这些,我们还能说什么呢?也许,只有这样一句了——在“主子”手下混口饭吃,真是件不容易的事!(文/路生)